“江南Style”的形成及其对韩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

　　朴载相（Psy）的超级热门舞曲《江南Style》给首尔的一个新开发地区带来了名人效应。江南的意思是“江的南岸”，指的是首尔大都市区的南半部。江南是一个新近建成的、超现代化的、世界级的城市，在短短30年间，它从原本有着大片稻田的地区崛起。作为国家主导的压缩式城市发展的产物，江南没有可识别的地标，没有名人雕像，没有传统文化遗址，没有超过50年历史的建筑，简而言之，江南没有历史记忆。相反，这里有世界级的百货公司、高档餐厅和咖啡馆、时尚精品店、酷炫的爵士酒吧、一流的医院、大量的整形手术中心和皮肤护理诊所，以及许多豪华的高层公寓，这使整个地区看起来像一大片公寓森林。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可以被认定为富裕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的地区，但很少有一个国家能使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中产阶级居民大规模地聚集在一个毗邻的空间里。虽然江南并非每个地区都很富裕，但从居民的经济地位来看，江南的三个核心区（江南区、瑞草区和松坡区）的居民绝对属于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2010年，这三个核心区的常住人口为160万人，占首尔大都市区总人口的15%，占全国人口的3%。

　　在流行的讨论中，江南风格主要是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尚、有趣、奢华，有点享乐主义——来讨论的。但江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流行文化，它同时还代表了威权主义国家通过大量的城市项目制造新兴富裕特权阶级的一种特殊方式，以及这一新兴富裕特权阶级发展其独特的阶级文化的方式。我在本章中将重点讨论阶级形成的江南风格及其对塑造韩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

　　开发汉江以南大片地区的想法最早出现于196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首尔过度拥挤的问题。到1960年代后期，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已经使首尔无力吸纳更多的人口：基础设施不足，住房紧缺，城市主干道拥挤不堪。虽然1960年代出现了一些向南扩展的建议，但江南地区的开发在197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那时，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已经完成或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首尔至釜山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和第三汉江大桥（the Third Han River Bridge），之后又有更多的桥梁和隧道将汉江南北两岸连接起来。其次是出于军事考虑。

　　朴正熙政府决定重新调整首尔的人口后，便以典型的军事式、独裁式风格开始了新城建设。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私人业主那里征用土地。在开发之前，江南主要分布的是水稻田、低价值的兰花园和分散的贫困农户的村庄。这些土地几乎没有商业价值，居民也无权反对政府的城市开发计划。因此，政府完全自由地拟定了开发计划。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规划者认真考虑过美学、生态影响或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社会平衡。相反，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建造一座新的大型现代化城市：这座城市将充分扩建首尔的住房和商业设施，并为韩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即所谓的“汉江奇迹”）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

　　除了大量投资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外，政府还采取了几项政策措施以促使居民和企业搬到新建成的地区。首先，政府将几个主要政府机构从江北（汉江以北地区）迁至江南，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贸易旅游局以及韩国关税厅。政府还为私人开发商提供各种税收激励措施。当这些措施未能激发足够多的企业搬迁到江南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江北压制政策（Gangbuk Suppression Policies），禁止在江北开设以下几类新的商业机构，包括娱乐场所、批发公司、工厂和百货公司。

　　然而，朴正熙政府为鼓励中产阶级居民搬到江南而采取的可能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几所老牌精英高中从江北搬到江南。这一时期朴正熙政府实施了严苛的高中平准化政策（High School Equalization Policy），试图解决精英高中入学竞争过度激烈的问题。由于这一激进政策的实施，以前的精英高中失去了声望和竞争优势。但通过搬迁到江南富人区，这些学校获得了重振声望的机会，同时提高了该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实际上，在1970年代，江南仍然是一个基础设施不足、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不愿意搬到这个有不确定性的地方。只有那些在经济上敏锐、机智，并比其他人更早地读懂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的人才愿意搬到那里。但随着精英高中搬迁到江南，中产阶级对这个新城区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江南不仅在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方面，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两个强大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加速了1980年代江南人口的增长。

　　江南作为居住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主要由公寓组成，独栋住宅很少，公寓楼遍布四面八方。在1980年代初，公寓在江南所有住宅中占76%。今天韩国的许多城市也是如此，因为它们试图复制江南模式。公寓在韩国如此多且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法国城市地理学家Gelézeau恰如其分地将这个国家称为“公寓共和国”。从江南开发之初起，政策制定者就更喜欢大量的公寓而不是独栋住宅，因为兴建公寓是向许多消费者提供新住房的最快捷、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然而，公寓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对中产阶级，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有吸引力。住在一个配备了现代化厨房、浴室和客厅的公寓中意味着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在由国家管理的江南开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土地转型和住房建设的惊人速度引发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与房地产市场有关。该地区的土地价格飙升，但涨幅不均且不稳定。那些在财务上敏锐且有政治背景的人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在江南最有利可图的地区购买了土地，并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江南成为投机性投资活动猖獗的地方。尽管之前的一些土地所有者从中受益，但受益最大的是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和政治关系的人，他们可以在政府城市开发计划公布前获取相关信息。许多财阀集团在土地价格上涨之前就在江南购买了大片土地，并将其作为储备资本的重要来源。在这场投机性房地产游戏中，另一位玩家是朴正熙政府。

　　除了这些大玩家，江南的开发为许多有经济头脑并有资金投资的普通人提供了机会。1963-1979年，江南的土地价格上涨了800-1300倍，而在江北（龙山）的一个典型地区，土地价格仅上涨了25倍。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深度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火热的投机性投资活动。出于控制新建公寓价格的目的，政府设定了低于市场价格的限价，并通过抽签系统选择购房申请人。每当新的公寓楼开工建设时，幸运的中签者都将收到一份预付款合同。但奇怪的是，合同持有人被允许在一两年内甚至在工程完工之前，以全部市值将合同转售给其他买家。这些违规行为刺激了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活动。因为新公寓的申请人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资格，几乎所有申请人都是中产阶级。此外，申请过程烦琐且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这导致积极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至少表面上如此）。这些妇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她们被称为“福夫人”（追求好运的家庭主妇或“房地产夫人”），并经常被媒体描述为投机性投资的恶魔。

　　在198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居民从江北搬到江南，甚至许多对过于商业化且华而不实的地区毫无好感的保守人士最终也被说服搬到江南，这纯粹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房价上涨使那些早早搬迁的人受益，无论他们的动机是经济收益还是教育机会。相比之下，那些更加依恋江北老街区或没有现金购买江南新建公寓的家庭，与早早搬到江南的家庭相比，不得不遭受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状况出现了分化，这取决于他们决定居住在江南还是江北。毋庸置疑，与首尔任何地区的房主相比，那些住在农村的人所遭受的财产贬值幅度相对更大。

　　江南开发之初，赋予该地区文化氛围鲜明特征的是那些通过在该地区进行投机性房地产投资而获得巨大利润的人。第一个开发的地区是永洞，在1970年代后期，该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数百家房地产办公室和一排排的餐厅、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这个地区以其众多昂贵的女主人酒吧（hostess bars）而闻名，房地产经纪人喜欢在那里招待客户和官员。当时媒体描述的永洞文化主要是一种金钱、性和享乐的文化——一种高度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文化。

　　随着1980年代江南发展为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公寓区，其庸俗、享乐主义的形象逐渐淡化，但并未完全消失。到1980年代中期，狎鸥亭洞和新沙洞成为江南生活的新中心。虽然新沙洞的形象有点类似于永洞，是一个寻欢作乐、提供吃喝玩乐的场所，但狎鸥亭洞却成为一个时尚的购物区，体现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为江南新兴的消费主义文化奠定了基调。1990年代，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推进，韩国放松了对奢侈品进口的管制，狎鸥亭洞成为所谓的名品热潮的主要中心。该地区是大型企业集团为吸引富裕家庭而建造的首批两座大型豪华公寓楼（盘浦公寓和现代公寓）的所在地。现代集团还在狎鸥亭洞的主要街道上开设了两家豪华百货公司（现代百货公司和Galeria百货公司），专门为富裕客户提供名牌进口商品。21世纪初，三星集团在该地区开设了自己的顶级百货公司新罗（Silla）。此外，狎鸥亭洞还有自己的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模仿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的原型，汇集了各种奢侈品牌商店、高级餐厅以及时尚咖啡馆和酒吧。

　　在21世纪的前十年，时尚和奢侈品消费的中心转移到了清潭洞。相比之下，该地区拥有比狎鸥亭洞更奢华的公寓，更有品位的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此外，清潭洞还吸引了来自江北区的许多文化项目，例如艺术画廊、电影工作室、建筑师办公室、书店咖啡馆、古董家具店等。该地区还以高端整形手术和护肤服务而闻名。

　　然而，江南地区的空间发展并不完全是单向的。该地区的文化和亚文化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除了连接狎鸥亭洞和清潭洞的主要地带外，江南地铁站周围也形成了一个大众消费空间。这个区域有众多餐厅、咖啡馆、啤酒屋、卡拉OK厅等，为低收入青年提供了一个另类空间。21世纪，江南东部又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娱乐餐饮综合体——三星Co-ex购物中心，成为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娱乐场所。

　　这些社会空间的发展证明了江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拓展与多样化。尽管如此，“江南风格”仍然保留着其高雅的内涵。韩国媒体对江南地区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高度关注。江南风格既是媒体建构的产物，也反映了现实。媒体一直对江南的消费文化持批评态度，反映了非江南人对江南人普遍的负面印象。媒体对江南的描述中充斥着“房地产”、“奢侈品”、“过度消费”和“扭曲的消费文化”等词。文学家也对江南消费主义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将其描述为乌托邦式的、享乐主义的、颓废的，并且总体上是庸俗资本主义的中心。虽然对江南的这种负面看法一直存在，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Young Min Lee对媒体对于江南表述的变化模式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描述了媒体和公众眼中江南文化变迁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江南开发初期。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对永洞的形象进行了极其负面的宣传，将其视为房地产投机者光顾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娱乐区。此外，在此期间，媒体还创造并频繁使用“福夫人”一词。

　　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当时狎鸥亭洞崛起为奢侈品消费和高级时尚中心。这也是1987年民主化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的时期。经济自由化刺激了整体消费，但引领奢侈品消费的却是狎鸥亭洞。媒体和知识界对这一地区兴起的庸俗、追求享乐的消费文化感到有些不安，并经常将江南描述为“奢侈品和过度消费的热点”。

　　第三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这是江南流行文化成熟和多样化的时期。江南的消费文化已经从狎鸥亭洞扩展到了新的地区，特别是清潭洞，它取代了最富裕街区的头衔，而江南地铁站地区和三星Co-ex购物中心，则成为面向年轻人和低收入消费者的低端消费空间。随着江南文化和风格的扩张与多样化，媒体开始对其另眼相看，减少了批评，并开始“将江南视为一个拥有多种形式高级消费文化的地方，而不只是奢侈和过度消费的地方”。

　　第四阶段是从2000年代初到现在。江南消费文化不断扩张和多样化，媒体对江南文化的批评也逐渐变得更加温和且微妙。媒体评论员开始意识到江南文化并非其特有或仅限于该地区，而是代表了国家消费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商业投资也开始将江南视为新产品和新时尚的试验场。即使批评家不赞同江南文化，他们的关注点也已从它的炫耀性消费转移到了它的排他性；现在他们批评的是，富裕的江南居民试图维护自己（排他性）的消费和文化活动空间。媒体批评的焦点不再是江南文化过于物质主义或享乐主义，而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这一文化空间正在被富裕的江南居民垄断的事实上。大多数媒体评论隐晦地表达了对江南风格的认可或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对这种时尚文化已被富裕特权阶级专享的不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江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地区。江南建造的大部分公寓以中等收入或更富裕的买家为目标。房价的飙升使居民财产大幅增加，但也让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更加难以进入该地区。江南是富人居住的地方，这一世俗印象的形成并非毫无根据。从财产、税率以及公寓价格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地区显然居住着大量富人。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江南是韩国权力精英的聚居地。一项分析显示，居住在江南的韩国精英的比例十分惊人：全国61.3%的律师、56.4%的医生、54.0%的企业家、52.8%的财务经理、50.2％的公务员，以及36.2％的记者居住在这里。考虑到2000年代初江南地区的人口约占首尔总人口的15％，在这个特定区域里，权力精英明显过多。

　　因此，许多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将江南视为韩国新兴富裕中产阶级的诞生地。正如Myung Rae Cho雄辩地指出的那样，“江南已经成为（《圣经》中的）方舟，韩国的新兴上层阶级在此安家落户”。Nae Hee Kang也认为，“江南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联盟通过社会投资和对资源的排他性控制而享有特权地位的空间”。当然，并非所有江南居民都是富人或专业人员和管理层的一员，一些低收入家庭也分散在江南的一些地方居住。此外，由于被迫提前退休、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持续的、高昂的教育成本，如今许多江南居民抱怨自己的经济状况已不堪重负。但事实上，大多数居住在江南地区的人是为了享受该地区提供的诸多便利以及与江南居住地相关的地位认可而搬迁至此的，所以，大多数居民很可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观点。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江南视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群体。这部分人代表韩国上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江南新兴上层中产阶级的形成方式及其具有的独特社会属性对整个韩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它的属性非常重要。

　　江南富裕中产阶级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物质基础为房地产快速发展时期对该地区房地产的投资。无论他们是否积极参与了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每一个较早搬到江南的人都因在江南拥有一处房产（或多处房产）而受益。因此，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江南富裕阶级主要通过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例如，Cho认为，“江南土地产生的投机性财富被无差别地提供给那些搬到这个地区的人，并为韩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Ji同样认为，“江南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他们的房产所有权”。Park将江南视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认为，“最终，江南化导致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投机性投资的代理人，他们依赖于房价的上升，并且这一事实促使投机性投资导向的城市发展为韩国的主导城市模式”。与此类似，Yang认为，“当前中产阶级的脆弱性深深植根于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投机性和排他性做法”。

　　江南房价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该地区投入了巨资，努力将江南打造为最现代化的全球城市。一开始，政府修建了许多桥梁，以连接首尔市的南部和北部，并投入巨资，使江南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在1970年代开始发展地铁系统时，政府确保大多数地铁线路经过江南。因此，江南的地铁线路和站点比首尔的其他地区都要多，而且江南的设施也更好。此外，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建设适合样板区的基础设施。因此，江南比韩国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现代化，功能更加齐全，拥有更现代化的景观、更多的绿地、更宽更直的道路、更好的电力和污水处理系统，与地铁系统的连接更为便捷，等等。此外，江南还拥有音乐厅、歌剧院、画廊、图书馆、奥林匹克体育场等众多文化和体育设施，甚至公共图书馆的数量（按居民数量计算）也比江北多得多。江南的地方政府财力雄厚，因此能够为居民提供比江北更好的社会福利服务和文化项目。更重要的是，江南已不仅仅是时尚和奢侈品消费中心，同时还是高科技产业和风险投资的神经中枢，尤其是在电信、娱乐和广告领域。许多韩国企业集团的总部设在江南，这里还吸引了许多国际金融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和会计服务公司），设立了很多全球名牌产品的旗舰店。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江南已成为一座成熟的全球城市，其全球影响力也在快速增长。这意味着江南居民在就业市场上享有更多的优势，特别是在全球化部门获得更理想的专业和技术工作方面。

　　江南房价的持续上升及使该地区变得更适宜居住的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它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的教育优势。事实上，江南的发展离不开韩国竞争极其激烈的教育环境。正如上文所述，朴正熙政府通过将江北老牌精英高中迁至江南，在新地区发展初期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迁入。这些老牌精英高中集中在江南的富裕地区，后来被称为第八学区，这使江南成为全国最理想的学区。但公立高中特权区的建立仅仅是一个开始。富裕的中产阶级父母希望有更多样化、更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有竞争力。于是，各种学院、教习所、家教服务就出现了。鉴于该地区的富裕程度，江南吸引了最优质的私人教育，使江南地区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

　　鉴于所有这些优势，如此多的人想要在江南居住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财务状况不稳定，人们仍然拼命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居所或业务。居住在江南的较为年长的人抱怨说，对他们来说，搬到其他价格适中的公寓更为合理。然而，为了孩子，他们一定会留在江南，因为江南住址在婚姻市场上意义重大。生意人同样热衷于在江南保留一间办公室，因为这能为公司塑造良好的形象。由于搬迁会让人产生公司快要倒闭的印象，所以公司只能勉强支付高昂的租金。总之，江南已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出所料，江南的父母希望孩子在婚后继续居住在江南。他们希望子女与目前居住在江南或婚后很有可能居住在江南的人结婚。另一方面，许多非江南人后悔没有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早做出搬到那里的决定。一项调查发现，117名非江南受访者中有93人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搬到江南，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江南的生活方式和势利的氛围持消极态度。

　　江南居民的共同物质基础是拥有高价值房产，他们自然而然地对保护其财产价值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对任何可能威胁这些价值的政府政策变化极为敏感。因此，毫不奇怪，在每次大选期间，所有政党都会竞相提出符合房主利益的城市发展政策，尤其是像江南这样有影响力地区的城市发展政策。在1996年以来的大多数选举中，江南三个核心区的居民始终投票支持保守派政党候选人。唯一的例外是2016年大选，当时江南有两个地区将选票投给了反对派候选人，而其他五个地区则将选票投给了保守派政党候选人。在2020年大选中，自由派（）政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压倒性胜利，但狎鸥亭洞居民仍然选择了一位保守派反对党候选人。

　　江南居民也以其强烈的阶级认同感而闻名。人类学家研究发现，江南居民非常清楚，非江南居民认为他们是追求奢侈、矫揉造作和傲慢的人。但他们自己对江南人的看法却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盲目追求奢侈和时尚，而是关注品质并有独特的品位。他们认为江南居民通常比大多数人更有风度、更温和、更放松、更理性。自然而然地，他们在自己的江南人圈子里感觉更自在，并且不太愿意与非江南人交往。江南成年人的这种态度似乎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Lee的人类学研究发现，许多江南孩子对非江南地区持有负面看法，认为那里粗野、肮脏、乡村气息浓厚、臭气熏天，而且有些危险。他们甚至可能害怕离开江南。Yang也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她所说的，“江南居民将他们的社区描述为‘安静’、‘干净’和‘有序’，而将非江南的社区描述为‘喧闹’、‘狭窄’、‘拥挤’和‘混乱’。对江南居民来说，生活在江南意味着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的空间中”。江南居民的这种文化优越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其阶级认同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居住在江南有利于建立对个人职业或商业非常有帮助的社会网络。权力精英和高收入专业人员的集聚促进了这些有影响力和资源丰富的人之间的联系。由于居住在同一栋大型公寓楼、去同一所教堂，或将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身处不同职业的人认识到彼此间关系的价值，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阶级网络可以在不同的居住区域发展，但在江南的富人区毗邻而居，无疑有利于这种网络的建立，并增强了以江南居住区为基础的新兴上层中产阶级的排他性。正如Bae和Joo所观察到的，“江南居民维持现状的方式是尽量减少与非江南居民的社会交换，同时通过学校关系或职业关系积极拓展与内部人士的社交网络”。

　　到2000年代初，江南已经成为典范地区，拥有许多城市居民所渴望的好东西：优越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学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房价持续上升。因此，江南已成为大多数韩国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随着江南房价的不断飙升，其他中产阶级人士越来越难以进入该地区。然而，人们对生活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的渴望是强烈的，这就催生了城市开发的一种新趋势：以江南的形象创建新城市。首尔周围的几个卫星城市，包括盆唐、一山、水西和平昌，都是按照江南的模式开发的，而地方性城市也创建了类似江南的地区，如釜山的海云台和大邱的寿城。所有这些新的城市空间都被高端购物中心、优质学校和教习所、著名医院、一排排的精品商店、时尚餐厅和酒吧，以及时尚休闲场所塞满。Park将这一过程定义为“江南化”，这是一个由对江南式城市空间的渴望推动的过程。正如他所说，“江南风格……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江南地区的独特之处，它已经成为所有韩国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理想和梦想，并被韩国所有其他城市效仿和复制”。

　　这些新建的城区在追赶江南的奢华和声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它们没有江南的规模经济，因此大多数设施（包括公寓、购物区和教育设施）的规模和质量都比江南低一级。最关键的是，它们的房价的涨幅没有江南那么大。新兴奢华城区的居民似乎也感受到相对于江南居民的剥夺感，他们知道自己住在“小江南”，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生活在“真正的江南”的费用。正因如此，尽管他们可能努力拉开与普通中产阶级的差距，但他们仍然要努力避免落后于江南居民太多。

　　因此，无论人们喜欢与否，现在江南在许多方面被视为成功的典范。这不是因为人们赞美或尊重江南。关于江南的大部分流行话语仍然集中在其居民的投机性房地产投资和炫耀性消费行为上。媒体不断关注江南富裕家庭的时尚生活方式和昂贵的教育实践，使非江南人羡慕和嫉妒他们。难怪大多数人渴望居住在江南，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与江南的孩子相同的教育优势，并与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成功人士建立社会联系。然而，随着江南公寓价格的上涨，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搬到这个地区。这提高了在江南拥有产权房的实际价值和象征性价值。所以，除了江北的少数富人区外，居住在江南还是非江南经常被用来区分富裕中产阶级和普通中产阶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是韩国特权上层中产阶级的摇篮。但考虑到它的起源，这个阶级一直遭受着道德上不合法的感受的困扰。多年来，江南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但主流社会仍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江南及其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尽管其中也夹杂着羡慕。居住在江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被贴上“江南”的标签，这表明他们可能公开主张进步，但对维护他们的财富和社会特权有着浓厚的兴趣。近年来，许多政治丑闻涉及所谓的“江南”，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担任总统助理和法务部长的曹国（Cho Kuk）案件。尽管如此，近几十年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助于提升江南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江南的上层中产阶级由两类不同的群体组成。第一类群体代表新兴富裕群体，他们主要靠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拥有其他类型的生意，但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仍然是江南地区的房产和出租房产的所有权。他们是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是私人银行、外国汽车经销商、奢侈品店、美容院等最受追捧的客户。第二类群体由在韩国全球化经济的先进部门就业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高科技产业和跨国公司所需的稀缺专业技术；另一些人则拥有专业（医疗、法律或金融）技能，为富裕客户提供服务。高级政府官员可被视为第二类群体的一部分。

　　在江南开发初期，江南社会中最突出的群体是第一类群体，即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江南社会文化氛围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第二类群体，即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已成为江南上层中产阶级更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类群体在居住区域和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有趣的差异。如果说第一类群体是更加消费主义的，并以富裕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寻求自己的地位，那么后者的消费习惯则更加保守，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有趣的是，他们也往往聚居在江南的不同地区。一般来说，以房地产为财富基础的家庭居住在奢侈品百货公司和高端商场云集的狎鸥亭洞，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家庭更有可能居住在以教育闻名的大峙洞。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他们并不真正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事实上，他们往往来自同一类家庭，父母这一代更有可能属于小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孩子则代表专业/管理阶级。因此，经过一代人的变迁，江南的富裕阶级已经从韩国人过去所说的猝富（庸俗的富人），发展为所谓的优才精英或全球中产阶级，其成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技能和全球文化资本。后者在江南人口中的崛起意味着江南上层中产阶级可以享有更高的声望和文化合法性。

　　伴随着江南上层中产阶级的这一代际和职业转变，有两个因素支撑着具有江南风格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合法性和特权。其中一个因素是新自由主义，自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韩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相信市场原则是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应遵循的最高价值。这种信念认可追求利润的活动，并赋予那些能够敏锐、灵活、机动并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人很高的地位。此外，这种信念还证明人们有权以任何方式花钱，并可以保护富人免受公众对过度消费的指责。现在，富有被认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为之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在韩国兴起，对于确立江南富裕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江南文化及其在韩国社会的接受度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经济的快速全球化。随着全球化文化和全球化制度实践在韩国获得更高的地位，富裕的江南人对美国式消费方式的反感逐渐减弱。平均而言，江南居民的全球流动性和全球联系度远高于其他韩国人。他们经常出国旅行，其中许多人的孩子也在国外学习。他们的参照群体曾经是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变成西方发达社会的上层中产阶级。随着韩国社会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江南文化通过拥抱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获得了更高的声望和合法性。

　　鉴于这些最近发生的变化，新一代江南上层中产阶级代表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群体。上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在教育、职业和文化的经历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相对摆脱了过去将江南富人视为主要通过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的形象；相反，他们可以基于精英主义价值观来彰显自己的地位。精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认为应该将特权和声望授予那些拥有高水平知识和技能、对生产和利润做出更多贡献的人。这种意识形态符合那些拥有高学历的人的利益，因而受到江南高学历群体的欢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就读于韩国或国外的精英大学，英语表达流利，并掌握了高水平的全球化与世界性文化技能和经验。如果在职业和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以精英主义为由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市场优势来彰显其精英地位。因此，其他人越来越难以挑战新兴教育精英对社会特权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上层中产阶级所享有的阶级特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都在慢慢得到巩固。

　　（本文摘自具海根著《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张海东、姚烨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