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超越“昂贵”成为“高贵”

　　对很多人而言，让自己“昂贵”是件易事，只需要将自己当成圣诞树，尽可能用昂贵之物去妆点即可。但想“高贵”却并不容易，要在多个维度上努力。“高贵”事关精神，不但没法一蹴而就，而且还需要长期的修持来维继，是一个不断训练的过程。对于藏家而言，“收藏”构成了这项训练的重要内容。收藏不是外物随时间的简单累积，而是通过细细品味每件藏品，进而更了解自己的过程。在内外交互中，去芜存菁，不断精进。

　　回到18世纪至19世纪，对“高贵”最直接的联想应当是昔日精英们巨细靡遗的礼仪规范，谚语有言，“Manners maketh man (人无礼无以立)”。从古董珠宝的角度来看，当之无愧的“高贵”之物非冠冕莫属。冠冕是礼仪的物质形态，它的佩戴及高度有着严格的规定，并时刻规训着佩戴者的举止。在所有珠宝中，只有冠冕能增加佩戴者的高度，从而衬托威仪。冠冕令佩戴者成为焦点，在接受赞美之时，也接受着最挑剔的审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由于冠冕这种“崇高”特性以及高昂的物质价值，我们会下意识的对其抱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珠宝的态度，一种过分谦卑的热爱、永远仰望的目光，但这无益于我们从正确的角度感受它们。再者，很多冠冕都有“故事”加持。今天论及的两顶冠冕均是PHOESER霏色艺术空间收藏的冠冕，一顶曾属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约瑟芬皇后，另一顶则来自丹麦国王法雷迪八世的女儿——泰拉公主18岁的生日礼物。不探讨冠冕背后故事的精彩，而是聚焦于冠冕本身，从中体味那个时代里的那群人，以及何为高贵。

　　约瑟芬的冠冕上共镶嵌5块玛瑙浮雕。这种简单的并置不止是为了显示她对宝石雕刻的高度热情，更重要是，这令佩戴者得以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一种文化优越感，毕竟鲜少有人能认全玛瑙浮雕上的人或神。

　　攀比无处不在。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主张，攀比是人类最不可磨灭的天性之一，个体之间的歧视性对比构成了私有制的心理基础。这一做法在1856年被英国的德文郡公爵推至巅峰，造就了以宝石雕刻为绝对主角的“德文郡珠宝套装”。这套珠宝诞生于公爵的侄女远赴俄国参加沙皇加冕礼的大背景下，为了与以硕大宝石为特色的俄国珠宝竞争时不落下风，德文郡公爵选择以文化取胜，将88块宝石雕刻镶嵌为7件珠宝，以优雅形式呈现渊博内容，难道不是高贵的一种体现吗？

　　其次，佩戴多个玛瑙浮雕还具有一种护佑作用——这意味着佩戴者已将浮雕上诸神的祝福都加诸己身。古罗马时代的宝石雕刻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Gryllus”的“四不像”——一种由人头和多种动物组成的奇特生物，其内涵也很直白：佩戴者将拥有所有这些神与动物的庇佑。PHOESER霏色收藏的一件与约瑟芬冠冕同时期的火漆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火漆印中的人头象征智慧，羊则象征丰收。另一件PHOESER霏色艺术空间收藏的19世纪初的安神香盒上，也雕刻着由四个人头组成的Gryllus形象。照此逻辑，约瑟芬皇后同时佩戴多块玛瑙浮雕，也当有此功效。

　　约瑟芬皇后冠冕中央的浮雕是潘神，这种安排很有趣。在希腊神话中，这位神贪杯好色，趣味“接地气”，不能算“上仙”，但也因此与生殖崇拜有关。被置于中心位置，或许因为生殖崇拜可引申出“繁荣”的含义，结合她的法兰西皇后的身份就不难理解了。PHOESER霏色馆藏的一件约1900年的蓝宝石凹雕胸针就刻画了两个女人正在装点潘神雕像。女性与石像柱的并置有浓厚的性意味，类似题材见也于1776年瑞士画家Angelica Kauffmann的版画作品。

　　不仅如此，浮雕珠宝还有“省身”的作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着一枚法厄同（阿波罗之子）坠落太阳战车的玛瑙浮雕，目的是提醒佩戴者勿要骄傲。相比之下，潘神的含义更丰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对话体著作《斐德若篇》中，便以其老师苏格拉底向潘神的祷词作为结尾：“敬爱的潘神，以及其他寓居这儿的神们，祈请赐予我从内心里面变得美好——无论我有何身外之物，‘祈请’让它们与我的内在之物结友。但愿我把智慧之人视为富人，但愿我拥有的金子不多不少是一个明智之人能够携带和带走的那么多。”

　　在这段祈祷中，苏格拉底认为“富人”是“智慧之人”，应追求一种“不多不少”的“适度”财富，以及相匹配的“明智”，所以佩戴潘神也可视作一种对自己的劝勉。在皇室珠宝中，这种“察己”的意象还有不少，如欧洲冠冕上常见的草莓叶。这种植物天生柔弱，伏于地表，没有高昂的花束，反而有种谦逊之美，时刻提醒立于权力或财富巅峰之人要保持谦卑。古希腊德尔菲的神谕说：“人，认识你自己。”这是最难的事。

　　除潘神外，冠冕上其他四块玛瑙浮雕——美杜莎、宙斯、盖娅、巴克斯，皆为古典题材。约瑟芬皇后生活的时代距离古典时代已有两千多年，但以拿破仑一世为首的法国皇室的对古典文化推崇备至。这种以复兴古典文化和美学为鹄的风格，被称为“新古典主义”。这种风格诞生在标志着理性复苏的“启蒙运动”的土壤中。从此，理性一路高歌凯奏，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得以知道，水不过是一种氢氧化物，爱情也只是一阵多巴胺的骚动。理性揭开了世界神秘的面纱，但也带来了一种大梦初醒后的荒凉。正如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蒂莫西·C.W.布莱宁（Timothy C. W. Blanning）在《浪漫主义革命》中所说：“理性带来光明，却无法带来温暖，驱走黑暗，却无法照彻人心。”

　　过分的理性使得人类的情感受阻。在此情形下，人类的情感总要以某种别的形式爆发出来。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主张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激情”终会赢得它应有的重视，内心世界的丰富程度丝毫不亚于客观世界，在新古典主义之后，这股力量催生了浪漫主义运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写道：“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个体情感的关注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具体到珠宝，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珠宝更有“人情味”了，情感珠宝（sentimental jewellery）风靡一时。

　　丹麦国王法雷迪八世（King Frederick VIII）和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曾将一顶冠冕送给女儿泰拉公主（Princess Thyra of Denmark）作为18岁生日礼物。泰拉公主一生未婚，这顶冠冕由她的侄女、丹麦的世袭公主卡罗琳·玛蒂尔德（Caroline-Mathilde）继承，她将它传给了她的女儿丹麦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sabeth）。在拍卖前，这顶冠冕一直属于法雷迪八世和路易丝王后的后代。

　　与约瑟芬皇后的冠冕不同，这顶冠冕的装饰性远大于其文化内涵，也非常适合作为十八岁少女礼物。这顶冠冕并非美而空洞，诸多细节都洋溢着父母对女儿丰沛的爱。

　　首先是颜色，蓝色和白色常用在圣母玛利亚身上。在巴洛克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的名作《埃斯科里亚尔的圣母》（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El Escorial）中，玛利亚身穿蓝色与白色长袍，象征她无染原罪的圣洁。对于圣母衣服的颜色，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玛利亚生下耶稣前，她身穿蓝、白二色长袍，在耶稣以鲜血涤罪后，她的长袍变为红、白、蓝三色。这顶冠冕的配色既突出了公主的圣洁，又暗示她还未曾婚配。

　　除了冠冕上的蓝宝石，这顶冠冕还有一套可供替换的绿松石。虽然都是蓝色，但绿松石的色调更接近“勿忘我”，在19世纪，这种小花象征“真爱”。这要归功于浪漫主义催生的“花语”——只有以深情而非理性的目光注视这个世界，万物才能生发出人的情感。此外，冠冕每两个大装饰物之间都有一朵勿忘我。

　　勿忘我含义广泛，不仅可以用来指代爱情，也可以表现父母对子女的爱。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孩提时收到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母亲肯特公爵夫人送出，一朵镶嵌着祖母绿和红宝石的勿忘我，戒指以祖母绿代替绿松石，并非出于价格的考量，而是因为祖母绿是她的生辰石。这枚戒指虽不昂贵，却无比珍贵，现被保存于英国王室。回到这顶冠冕，相同的情感也流淌其中。

　　无论新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已离我们远去，但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珠宝是一场伟大运动的见证，有过自己的时代。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人类的意识世界完成了一次巨变，珠宝作为这场巨变中的有形之物，让我们得以从方寸之美窥得一幅宏大的时代图景，这也是古董珠宝常令我感动的原因。这两顶冠冕，一顶是新古典主义的杰作，以文化取胜，另一顶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以情感动人，都展示了冠冕除了物质价值之外的更高维度，即一种超越“昂贵”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