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20世纪建筑遗产里的清华礼堂与梁启超墓园

　　由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学会指导，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等主编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度报告（2014-2024）》近日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本讲述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发展演变的书，汇聚近90位建筑文博专家，分“作品篇”“理念篇”“事件篇”三大篇章，亲述并回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传承十年历程，包括专家学者对于清华大学礼堂、梁启超墓园、重庆建设项目等建筑项目的回忆与建筑背后的故事。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度报告（2014-2024）》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大学中拥有历史悠久的校园和文物建筑的学校数量有限。几所名校在民国时期修建的礼堂，留存至今，成为这几所大学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礼堂采用中式古典建筑风格，飞檐翘角，典雅秀美，而清华大学和原国立中央大学的礼堂则是西式古典建筑风格，穹顶巍峨，柱式严谨，各具特色。

　　我曾有幸在拥有两座西式大礼堂的校园中读书。这两座宏伟的建筑分别建成于1921年和1931年，正好相差十年，南北遥相呼应，在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值得记录。

　　1914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诒春委托他在耶鲁大学校友亨利·基拉姆·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为校园制定了新的全面规划，并主持设计了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四大建筑，所有图纸均遵照美国建筑标准，在美国绘制完成后寄往中国。

　　1917年5月正式开工的大礼堂位于校园东部大草坪的北侧，地理位置十分显要。这座建筑采用希腊十字式平面布局，入口门廊以汉白玉砌筑，竖立四根爱奥尼式的石柱，柱间开设三个并列的拱门，门扇以青铜铸造，雕饰细致，门上为二楼观众席的外阳台。正方形平面的中央大厅以帆拱的形式支撑起6米高的八角形鼓座，其上覆盖直径达18.3米的半圆形穹顶。墙面主要以清水红砖垒砌而成，穹顶外表面安装黄铜镶板，后来为了加强防水而涂上一层青灰色的沥青。

　　墨菲设计的清华大礼堂仿效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但也在若干方面有所变化，例如门廊更多参考的是古罗马凯旋门的立面，同时穹顶四面用红砖各建一个三角形的山花，不同于其先辈在门廊上构筑石质山花的手法，形式比较简洁。整座建筑的比例经过严格的推敲，显得非常精致。

　　大礼堂的主要建筑材料都从美国进口，工程质量很高。清华办学和建设的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以美元结算，而大礼堂施工期间正逢美元贬值，财政趋紧，为了减少支出，墨菲对原设计作了一些修改，取消了穹顶天窗，节省了钢肋支架的开销。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的穹顶在1903年重建过一次，当时采用一种名为“瓜斯塔维诺（Guastavino）体系”的多层陶瓦叠加的建造技术，墨菲本来打算用同样简易的方式来建造清华大礼堂的穹顶，但方案被中国外交部和清华董事会否决，最终采用了成本更高的钢筋混凝土现浇薄壳完成了建筑的封顶，由此导致工程进度推迟，直至1921年4月才竣工，总造价为15.5万美元。

　　大礼堂建筑面积1840平方米，是当时全中国所有大学礼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建成以后成为清华园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举行了无数会议和演艺活动，周末经常放映外国电影。内部大厅以角部的四根柱子承重，空间高敞，灯光明亮，地面铺软木地板，局部悬挑二层楼座，上下两层共有1200个观众席，保证视线通畅。厅中曾经悬挂两块匾额，一为“与国同寿”，一为“人文日新”，意思是人文精神日益精进。北部设有宽阔的舞台和后台空间，可满足大型会议和演出功能。主要的缺陷是当初的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声学问题，导致舞台的声音传播效果较差，1926年在物理系叶企孙教授的指导下对礼堂进行了声学系统改造，情况有所好转。

　　1920届庚申科毕业生集资献给母校一座日晷，日晷被放置在大草坪南端，正对大礼堂。日晷本是古代测影计时的工具，而清华大学这座日晷的底部台基采用西式造型和纹样，上刻“行胜于言”四字格言，顶部安装刻有十二时辰的银胎珐琅圆盘和指北针，后来被替换为石刻。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南迁，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美丽的清华园被日寇侵占，一度被改造成兵营和野战医院，校园内一片狼藉，所幸大礼堂未遭到大的破坏。（本文笔者：贾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众所周知，梁思成先生一生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建筑调查、历史研究写作和建筑学科创建及教育（乃至科普）工作，但作为建筑师，他给人留下的工作印象似乎显得较为模糊，除了大家熟知的鉴真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外，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少量建筑作品（吉林大学礼堂和图书馆、仁立地毯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地质学馆和女生宿舍等）及五六十年代的任弼时墓、林徽因墓等。而1929年设计、1931年落成的梁启超墓园，由梁思成为其父梁启超设计，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梁氏处女之作。28岁的他一出手，便成就了一处堪称经典的建筑与环境设计作品。梁启超墓园也理应是重要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只是90年来深藏于北京西山脚下而不为人熟知。

　　梁启超墓园位于北京西山一处诸峰合围的南向坡地东端、卧佛寺的东南方向、绵延山脉的西南侧山脚，北侧背靠向西延伸的侧峰，东侧依傍向南逐渐坡降的侧峰，向西远望为西山主峰。墓园大致呈边长约90米的正方形，四周环围毛石砌筑的矮墙（水泥压顶），开南、北、西3门，园内密植松柏（以松为主）。

　　整个墓园大抵以一个八角石亭为几何中心，亭高约5 米，整体由规则石块精致砌筑而成，单层平面为八边形，下方坐落于高出铺砌地面的两层八边形石砌平台上，四向各做两跑共5级石砌台阶，并各开一梯形拱门洞，其中东西南门洞各通向一条甬路， 唯北门洞前有台有阶，且正对墓园北门，却未通向北甬路，令人颇感疑惑。顶部为绿色琉璃瓦顶，八面坡中间攒为四边抹角小平顶，石椽叠涩挑檐，檐下四个抹角设两个一斗三升的转角石铺作，四门洞上方各设一个人字形补间石铺作。亭子内部为穹顶，雕莲花藻井。亭内空无一物，抹角四边墙体内侧凹入，有预留的固定构造痕迹，猜测此处原设计为墓主人生平事迹纪念壁挂刻碑，另据说石亭内拟立梁启超塑像，终遇波折而未能实现，纪念碑亭转而为休憩凉亭。此亭乃1929年9月参加梁启超公祭安葬仪式的张君劢等众亲友当场议定捐资并动土而建。1931年石亭与主墓同时完工。

　　石亭的东北即主墓的墓台及墓表，主墓坐北面南，一条长长砖砌甬道由墓园南门沿南北轴线延伸至墓台正面台阶。墓台高出约1.4米，其侧墙为与墓园围墙相同的毛石砌法，而台阶及墓台台面收边为规则条石，台面为方形错横缝铺砌石板。墓台后端栏墙逐渐高出台面以与坡地相接，条石压顶，并有正北台阶出口，连接北面坡地。坡地上两大株白皮松树形高大，枝条繁密，一左一右对称栽植。相对于主墓的中轴布局，墓台呈现不对称状态，东侧规整而西侧由南至北错退变化，台阶西侧台宽近两倍于东侧台宽。由于墓园所在位置是由东北向西南渐低的坡地， 水平的墓台东北与坡地平接，西南则自然凸出于坡地之上。

　　拾级而上，墓台中间即梁启超与夫人李蕙仙合葬墓及墓表。后部墓体呈长方形，缓三坡顶，由石材砌筑；墓体由整齐的灌木呈“U”形合围，形成环绕的祭拜流线。墓表肃穆简洁，井然有序，整体由共计49块大型浅黄色矩形块石及条石砌筑而成，中间耸起的主碑高约3.6米、宽约1.7米，主体碑芯压顶为两层条石，两侧各为叠砌护石，左右护石之顶分别刻有平行饰带及内旋涡卷纹。主碑前有供台， 两侧低平形成带状衬墙，端部向前伸出呈环抱之态， 靠近其顶部分别镌刻象征供养人的浮雕；两侧各有一石椅，后部石面掀起微妙一角，有坐靠之意。主碑之阳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碑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适周、思顺、思庄、思懿、思宁， 媳林徽因、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 标点为空格)， 无碑文及墓主生平甚至生卒年月。沿墓体及墓表左右下部台面上均有土槽绿植，主墓西侧的墓台上一株独柏。合葬墓东侧的卧碑为20世纪90年代梁氏后人新制，碑后有一株树形较小、但枝叶优美的白皮松， 题为“母亲树”，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主墓于1925年破土并先行安葬母亲，墓台、墓体及墓表于1929年设计，1931年10月竣工。41年后设计者梁思成去世。

　　平台下的松柏林中，中轴主甬路东侧砖铺方形小平地为梁思成七弟梁启雄及梁启雄之子梁思乾（卒于1983 年）之墓及墓碑；甬路西侧对向石亭东门洞分出一条支甬路，其南侧为其子梁思忠墓、梁思礼墓、女梁思庄墓及墓碑，除梁思忠墓碑或为梁思成设计外，其余均应为后世所作。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度报告（2014-2024）》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