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然｜自然摄影师：用影像支持本土生态规划研究

　　观鸟是王斌进入自然保护领域的起点。作为中国第一代观鸟人兼前建筑师，2015年底，王斌从设计院辞职，开始参与生物调查项目，随即加入了当时中国最早的自然影像机构——IBE（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

　　IBE成立于2008年，曾作为专业的自然影像机构，得到多家媒体报道。IBE官方账号中，称“专注于呈现中国自然之美，以‘记录自然之美，传递生命感动’为宗旨，期望解决中国自然影像缺失、公众对中国自然了解匮乏的问题” 。——这确实是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生物调查往往由科研单位承担，科研单位通过相机陷阱、灯诱法等方式摸底，最终留给保护区的往往仅是一份名录、几张照片。王斌认为，这样的生物调查虽能形成本底数据，但不具备视觉意义上的科普作用。保护区事实上还需承担“宣教”功能，就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对公众进行科普宣讲。

　　“零几年的时候，宣教这方面，没有中国的照片。讲课或分享时都是用BBC的视频。”这一尴尬现象，引发了一些自然爱好者的思考。“怎么在中国做科普，用的却是国外的斑马、大象？”

　　在一群爱好者推动下，IBE应运而生。据王斌描述，最火的时候，IBE共有3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设计、摄影、科研……但没有一个人全职从事影像行业。“因为养不活自己。为什么会养不活自己？因为没有这个职业，社会没有这个需求”。

　　虽然社会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讨论逐渐升温，但当下依然没有“自然摄影师”这一职业，“没有资格证，国家不承认，职业没人管，也不能养活自己，同时也没有标准”。

　　野生动物摄影起源于19世纪，与摄影技术发展同步。因曝光时间过长，早期野生动物摄影无法解决“动态”拍摄，只能拍摄标本、野外死去的动物或动物园的笼养动物。最早的生态摄影作品诞生于20世纪初，如乔治·施拉斯（George Shiras）《白尾鹿和它的幼崽》，刊登于1906年7月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乔治·施拉斯 （George Shiras）《白尾鹿和它的幼崽》（组照之一）。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科学家进行野外调查时，开始用摄像机记录自然。20世纪50年代，BBC开始制作专业纪录片，起初是记录人类的野外考察，包括出行方式、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等内容。随后出现了更为专门的纪录片，如非洲、南美洲的野生动物，因其珍稀且不易被观察到，更依赖于摄影技术记录。目前，由于常见物种记录基本饱和，BBC纪录片转向更具故事性的拍摄方式，如近年的，拍摄对象多为类群，讲述生态系统中的种间关系及至自然与人的关系。相比过去，纪录片的视角跳出纯自然的区域，更多转向自然与人的衔接，如BBC制作的《地球改变之年》（2021），讲述了人类与地球、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做出的妥协与改变对动物生存的影响。

　　王斌认为，一些国家对自然摄影师的职业培养及行业标准，值得中国借鉴。例如，BBC出片的导演都受过成熟的生物学及编导专业训练。“拍自然的故事不是拍电影，它需要导演对生物系统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因为动物不会按照人的意思去行动、念台词”。因此，拍摄动物先要列一个大纲，考虑好需要拍摄的内容、故事梗概、素材收集期限（拍多长时间能把故事讲完整）。“一年过后，你的经费到期了，而素材却找不着，这故事就不完整，可能还得现编”。

　　中国近年产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自然纪录片。图为《自然的力量》（2017年1月上映）海报，该片记录了藏羚羊、雪豹、野牦牛、长臂猿、亚洲象以及中国南海等生态故事，呈现中国生物多样性。

　　由于中国没有类似的系统训练机会，王斌等中国最早的一批自然摄影师，只能全靠自学。王斌认为，野生摄影可被视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职业摄影师，“每年参加一些活动，拿一些生物学的奖项，例如作品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封面”；另一种是将摄影作为工具，是记录与展现自然的手段。对此，王斌选择了后者。

　　“譬如观鸟，实际上，最兴奋的不是看到多少鸟种，而是哪怕只看到一种鸟，但在这次观察中，发现了它所展现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有时难以被相机捕捉，仅能被肉眼观察，但王斌仍感到满足。如果能记录下来，则是非常优质的展现自然故事的科普素材。

　　两种不同的蛙（上：大蹼铃蟾；下：云南小狭口蛙），困在一个水池里的自然行为。（图片来源/王斌）

　　在生物世界中自得其乐的王斌，起初并未想踏足自然教育领域。转折点在于一次科考。

　　“以前跟老先生出去科考，路上在车里闲聊。他问我：‘你喜欢那么多鸟，能为社会留点什么？’我才开始思考，怎样让更多人保护自然，并能从这个行业中获得快乐。”

　　“中国的普通大众并不了解中国的物种。”王斌在讲课过程中，会让听众说说中国的10种鸟或10种兽，大家说不上来。“人们能说大熊猫、东北虎、亚洲象，以及近年比较火的雪豹、金丝猴、绿孔雀。然后就说不上来了。如果问‘中国野生的马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普氏野马，中国的野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野马，仅分布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

　　中国第一批自然教育从业者，基本是王斌的朋友，来自各个领域的博物学爱好者。大家秉持着相同的理念，推动中国本土物种的科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萌发涉足自然教育行业的兴趣，希望在自然中带娃的同时，获得事业上的转型。自然教育日益成为大众化的需求，配合一些简易的对活动设计的训练，新手也很容易操作，行业门槛日渐降低。

　　这当然不是坏事。但从自然知识科普的角度，似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新生代的自然教育活动太过同质化，没有结合地方的生物特色，形式过多侧重“开五感”，做同质化的自然游戏，忽略了对生态系统本身的科普。

　　“自然最启迪我们的，是这些植物和动物如何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王斌认为，这些能体现自然规律的内容才是最精彩的，要把物种、集群的故事讲出来，哪怕如BBC纪录片那样加入拟人化的处理。

　　现状是，很多进入自然教育行业的新生代老师，本身没有生物学背景，设计活动全靠现学，没有本地特色。这导致参加活动的受众在结束后依然对当地生态系统一无所知。

　　“中国有好的研究者，也有好的素材，但怎么把这些东西转化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能指导生活实践的内容，是一个脱节的地方。”这也是未来自然教育的方向之一。

　　王斌谈到，中国近几年翻译过很多国外学者的优秀著作。这些书均基于持续的自然观察，而中国相关的本土产出太少。科研层面，科研成果有其格式，但那并非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要转化成老百姓喜欢看的内容，需要一定的功力。我自认，到现在都没有。”

　　目前，王斌正在整理关于大理自然的《苍山洱海自然观察手册》，希望提供符合自然保护理念的科普内容，以飨读者。未来，他希望将自然科普知识带进体制内的学校。由于欠缺专业训练，没有匹配的师资，学校内开展自然教育，往往困难重重。但王斌认为，孩子们需要接受这样的教育，因此值得尝试。

　　中国的教育系统内，也缺乏相关专业设置。生物学的研究方向更偏向分子生物学，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多为制药领域，与自然类科普本质上没有太多联系。而野保相关知识，只在林学类专业下有所涉及。即便如此，野外调查仍是辛苦的工作，且护林员薪资不高，学完这些专业而放弃的人比比皆是，没有情怀难以坚持。这一现状导致中国的自然教育从业者中，具备专业学科背景的群体较为稀缺。

　　而具备跨学科视野的从业者，就更稀有了。当前，自然教育融合的知识面非常狭窄，地方文化与乡土生态系统科普的结合度很低。

　　“例如，来大理旅行的人，喜欢体验制作扎染或甲马。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当地老百姓沉淀、与自然息息相关的。但没有人在体验活动中，加入与自然相关的科普内容。”王斌认为，自然教育并非只存在于自然环境中，还应融合地方文化。如果讲述地方文化时，更好地融入对乡土生态的理解，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灵感枯竭、千篇一律的地方文创产品了。融入乡土生态知识能让地方文化孕生出更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创。

　　“怎样让大家更关心自然？很简单，就是让他知道自然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王斌屡次谈到自然教育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的重要性。

　　在王斌的观察中，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身边的自然，就无法真正认知到哪些物种需要被保护，以及“如何被保护”。

　　当不知如何保护时，很多保护措施不但不会产生效果，甚至违背自然规律。例如，一些保护区认为“不能砍树、不准着火、没人偷猎”就是成功保护，忽略了野火在森林演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不能着火，就需要人为干预以维持森林的更新，例如砍一部分树（开林窗），降低森林郁闭度，让土壤种子库中的种子重见天日而萌发，延缓森林老化，增加生物多样性。这些在“一刀切”的保护政策下无法贯彻，很多保护区森林严重老化，生物多样性很低。

　　“自然保护应当是动态的，因为自然是动态的。”王斌寄望于，受过自然教育的人，未来掌握社会话语权之后，能为自然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自然教育的最终诉求，是让公众知道怎样正确地进行自然保护，而不是只是在自然中玩游戏或是认识些物种而已。”

　　除了自然教育导师、自然摄影师，王斌希望，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规划师”职业也能建立起来。“无论是规划城市，还是设计景观，理念要基于‘人要舒服，动物要在’，而不是‘人必一体育运动官网舒服了，动物有没有都行’”。例如，许多自然湿地公园，如同批量化产品，水域开阔，一览无遗，建成数年，却连水鸟都看不到，是因建成之初没有考虑自然的需要，包括场地内的物种、想招引来的物种及其需要的生境。“把物种的存在呈现出来，人反而会更舒服。谁都希望自己走在公园里听到无数鸟鸣，而不是安静如坟地，只能听到外面的汽车鸣笛声。”

　　“城市可以有高楼大厦，也有物种在上面生活，比如鸽子、游隼等各种鸟在上面做窝。建筑设计能否为这些鸟预留空间？如果能做到，生态环境自然而然就好了。”作为曾经的建筑师，王斌发现，设计单位的做法，往往与野保的需要相脱节。例如，很多公益机构为了防鸟撞，在玻璃幕墙上贴贴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王斌认为，根本之道在于，建筑领域能从行业规范上出台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准，如普及应用防鸟撞的专属玻璃（anti-bird-strike glass）。

　　受到蜘蛛网（左）的启发，玻璃公司Aronld Glas的研发员克里斯蒂安·伊姆舍尔（Christian Irmscher）研发出了在紫外线视觉下呈现不透明网状图案的特制玻璃（右）。在鸟类眼中，这是一片带有不透明网状图样的玻璃；而在人类眼中，那仍然是一片透明无瑕的玻璃。（资料来源：果壳；ORNILUX Bird Protection Glass）

　　自然保护相关的规划与政策，要符合自然规律。一方面要保护物种，另一方面也不能为“保护”而全部移除人类痕迹，要在动态中找平衡，选择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共生方式。“筑水坝被证明对自然具有破坏性，但自然界也有筑坝的。河狸筑的坝，可能比世界上最小的人类水坝还大，有好几公里的。为什么自然允许？因为它的筑坝行为是一种平衡，许多鱼类在河狸筑的坝中产卵，周围的树木靠河狸筑坝砍树实现更替，有效调节了周边的自然。”

　　王斌总结，自然界中，没有一个物种会真正利他，但自然界的伦理就是“利己就要利他”。符合这一最基本的法则，物种才能继续存在。对人类也是同理的。“人类的执行方式往往以最简单为主，其实自然界的生物也是找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它们是用‘自然的方式’去解决自然的问题。”人类也应学会如此。

　　这正是自然观察的意义所在。观察永远能推动人类获得更好的认知，学会更多的道理，进而指导生活实践。这大概也是往圣先贤乐于仰天俯地的缘由。

　　“其实，自然认知的很多观察行为，不是科学家们完成的，而是老百姓发现的。”公众发现了许多自然现象，研究者再给予规律性的总结阐释。关键是，要让公众认识到自然观察的价值，意识到平时看到的身边的自然现象，有着更深层的研究意义。

　　（作者天心系媒体人，独立研究者，研究方向为规划与生态修复。感谢王婷为内容提供修改意见。王婷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从事湿地景观与环境人类学研究。）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