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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自然|自然摄影师:用影像支持本土生态规划研究

发布日期:2024-08-07 19:09:23 浏览次数:

  观鸟是王斌进入自然保护领域的起点。作为中国第一代观鸟人兼前建筑师,2015年底,王斌从设计院辞职,开始参与生物调查项目,随即加入了当时中国最早的自然影像机构——IBE(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

  IBE成立于2008年,曾作为专业的自然影像机构,得到多家媒体报道。IBE官方账号中,称“专注于呈现中国自然之美,以‘记录自然之美,传递生命感动’为宗旨,期望解决中国自然影像缺失、公众对中国自然了解匮乏的问题” 。——这确实是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生物调查往往由科研单位承担,科研单位通过相机陷阱、灯诱法等方式摸底,最终留给保护区的往往仅是一份名录、几张照片。王斌认为,这样的生物调查虽能形成本底数据,但不具备视觉意义上的科普作用。保护区事实上还需承担“宣教”功能,就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对公众进行科普宣讲。

  “零几年的时候,宣教这方面,没有中国的照片。讲课或分享时都是用BBC的视频。”这一尴尬现象,引发了一些自然爱好者的思考。“怎么在中国做科普,用的却是国外的斑马、大象?”

  在一群爱好者推动下,IBE应运而生。据王斌描述,最火的时候,IBE共有3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设计、摄影、科研……但没有一个人全职从事影像行业。“因为养不活自己。为什么会养不活自己?因为没有这个职业,社会没有这个需求”。

  虽然社会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讨论逐渐升温,但当下依然没有“自然摄影师”这一职业,“没有资格证,国家不承认,职业没人管,也不能养活自己,同时也没有标准”。

  野生动物摄影起源于19世纪,与摄影技术发展同步。因曝光时间过长,早期野生动物摄影无法解决“动态”拍摄,只能拍摄标本、野外死去的动物或动物园的笼养动物。最早的生态摄影作品诞生于20世纪初,如乔治·施拉斯(George Shiras)《白尾鹿和它的幼崽》,刊登于1906年7月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乔治·施拉斯 (George Shiras)《白尾鹿和它的幼崽》(组照之一)。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科学家进行野外调查时,开始用摄像机记录自然。20世纪50年代,BBC开始制作专业纪录片,起初是记录人类的野外考察,包括出行方式、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等内容。随后出现了更为专门的纪录片,如非洲、南美洲的野生动物,因其珍稀且不易被观察到,更依赖于摄影技术记录。目前,由于常见物种记录基本饱和,BBC纪录片转向更具故事性的拍摄方式,如近年的,拍摄对象多为类群,讲述生态系统中的种间关系及至自然与人的关系。相比过去,纪录片的视角跳出纯自然的区域,更多转向自然与人的衔接,如BBC制作的《地球改变之年》(2021),讲述了人类与地球、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做出的妥协与改变对动物生存的影响。

  王斌认为,一些国家对自然摄影师的职业培养及行业标准,值得中国借鉴。例如,BBC出片的导演都受过成熟的生物学及编导专业训练。“拍自然的故事不是拍电影,它需要导演对生物系统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因为动物不会按照人的意思去行动、念台词”。因此,拍摄动物先要列一个大纲,考虑好需要拍摄的内容、故事梗概、素材收集期限(拍多长时间能把故事讲完整)。“一年过后,你的经费到期了,而素材却找不着,这故事就不完整,可能还得现编”。

  中国近年产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自然纪录片。图为《自然的力量》(2017年1月上映)海报,该片记录了藏羚羊、雪豹、野牦牛、长臂猿、亚洲象以及中国南海等生态故事,呈现中国生物多样性。

  由于中国没有类似的系统训练机会,王斌等中国最早的一批自然摄影师,只能全靠自学。王斌认为,野生摄影可被视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职业摄影师,“每年参加一些活动,拿一些生物学的奖项,例如作品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封面”;另一种是将摄影作为工具,是记录与展现自然的手段。对此,王斌选择了后者。

  “譬如观鸟,实际上,最兴奋的不是看到多少鸟种,而是哪怕只看到一种鸟,但在这次观察中,发现了它所展现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有时难以被相机捕捉,仅能被肉眼观察,但王斌仍感到满足。如果能记录下来,则是非常优质的展现自然故事的科普素材。

  两种不同的蛙(上:大蹼铃蟾;下:云南小狭口蛙),困在一个水池里的自然行为。(图片来源/王斌)

  在生物世界中自得其乐的王斌,起初并未想踏足自然教育领域。转折点在于一次科考。

  “以前跟老先生出去科考,路上在车里闲聊。他问我:‘你喜欢那么多鸟,能为社会留点什么?’我才开始思考,怎样让更多人保护自然,并能从这个行业中获得快乐。”

  “中国的普通大众并不了解中国的物种。”王斌在讲课过程中,会让听众说说中国的10种鸟或10种兽,大家说不上来。“人们能说大熊猫、东北虎、亚洲象,以及近年比较火的雪豹、金丝猴、绿孔雀。然后就说不上来了。如果问‘中国野生的马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普氏野马,中国的野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野马,仅分布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

  中国第一批自然教育从业者,基本是王斌的朋友,来自各个领域的博物学爱好者。大家秉持着相同的理念,推动中国本土物种的科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萌发涉足自然教育行业的兴趣,希望在自然中带娃的同时,获得事业上的转型。自然教育日益成为大众化的需求,配合一些简易的对活动设计的训练,新手也很容易操作,行业门槛日渐降低。

  这当然不是坏事。但从自然知识科普的角度,似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新生代的自然教育活动太过同质化,没有结合地方的生物特色,形式过多侧重“开五感”,做同质化的自然游戏,忽略了对生态系统本身的科普。

  “自然最启迪我们的,是这些植物和动物如何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王斌认为,这些能体现自然规律的内容才是最精彩的,要把物种、集群的故事讲出来,哪怕如BBC纪录片那样加入拟人化的处理。

  现状是,很多进入自然教育行业的新生代老师,本身没有生物学背景,设计活动全靠现学,没有本地特色。这导致参加活动的受众在结束后依然对当地生态系统一无所知。

  “中国有好的研究者,也有好的素材,但怎么把这些东西转化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能指导生活实践的内容,是一个脱节的地方。”这也是未来自然教育的方向之一。

  王斌谈到,中国近几年翻译过很多国外学者的优秀著作。这些书均基于持续的自然观察,而中国相关的本土产出太少。科研层面,科研成果有其格式,但那并非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要转化成老百姓喜欢看的内容,需要一定的功力。我自认,到现在都没有。”

  目前,王斌正在整理关于大理自然的《苍山洱海自然观察手册》,希望提供符合自然保护理念的科普内容,以飨读者。未来,他希望将自然科普知识带进体制内的学校。由于欠缺专业训练,没有匹配的师资,学校内开展自然教育,往往困难重重。但王斌认为,孩子们需要接受这样的教育,因此值得尝试。

  中国的教育系统内,也缺乏相关专业设置。生物学的研究方向更偏向分子生物学,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多为制药领域,与自然类科普本质上没有太多联系。而野保相关知识,只在林学类专业下有所涉及。即便如此,野外调查仍是辛苦的工作,且护林员薪资不高,学完这些专业而放弃的人比比皆是,没有情怀难以坚持。这一现状导致中国的自然教育从业者中,具备专业学科背景的群体较为稀缺。

  而具备跨学科视野的从业者,就更稀有了。当前,自然教育融合的知识面非常狭窄,地方文化与乡土生态系统科普的结合度很低。

  “例如,来大理旅行的人,喜欢体验制作扎染或甲马。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当地老百姓沉淀、与自然息息相关的。但没有人在体验活动中,加入与自然相关的科普内容。”王斌认为,自然教育并非只存在于自然环境中,还应融合地方文化。如果讲述地方文化时,更好地融入对乡土生态的理解,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灵感枯竭、千篇一律的地方文创产品了。融入乡土生态知识能让地方文化孕生出更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创。

  “怎样让大家更关心自然?很简单,就是让他知道自然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王斌屡次谈到自然教育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的重要性。

  在王斌的观察中,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身边的自然,就无法真正认知到哪些物种需要被保护,以及“如何被保护”。

  当不知如何保护时,很多保护措施不但不会产生效果,甚至违背自然规律。例如,一些保护区认为“不能砍树、不准着火、没人偷猎”就是成功保护,忽略了野火在森林演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不能着火,就需要人为干预以维持森林的更新,例如砍一部分树(开林窗),降低森林郁闭度,让土壤种子库中的种子重见天日而萌发,延缓森林老化,增加生物多样性。这些在“一刀切”的保护政策下无法贯彻,很多保护区森林严重老化,生物多样性很低。

  “自然保护应当是动态的,因为自然是动态的。”王斌寄望于,受过自然教育的人,未来掌握社会话语权之后,能为自然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自然教育的最终诉求,是让公众知道怎样正确地进行自然保护,而不是只是在自然中玩游戏或是认识些物种而已。”

  除了自然教育导师、自然摄影师,王斌希望,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规划师”职业也能建立起来。“无论是规划城市,还是设计景观,理念要基于‘人要舒服,动物要在’,而不是‘人必一体育运动官网舒服了,动物有没有都行’”。例如,许多自然湿地公园,如同批量化产品,水域开阔,一览无遗,建成数年,却连水鸟都看不到,是因建成之初没有考虑自然的需要,包括场地内的物种、想招引来的物种及其需要的生境。“把物种的存在呈现出来,人反而会更舒服。谁都希望自己走在公园里听到无数鸟鸣,而不是安静如坟地,只能听到外面的汽车鸣笛声。”

  “城市可以有高楼大厦,也有物种在上面生活,比如鸽子、游隼等各种鸟在上面做窝。建筑设计能否为这些鸟预留空间?如果能做到,生态环境自然而然就好了。”作为曾经的建筑师,王斌发现,设计单位的做法,往往与野保的需要相脱节。例如,很多公益机构为了防鸟撞,在玻璃幕墙上贴贴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王斌认为,根本之道在于,建筑领域能从行业规范上出台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准,如普及应用防鸟撞的专属玻璃(anti-bird-strike glass)。

  受到蜘蛛网(左)的启发,玻璃公司Aronld Glas的研发员克里斯蒂安·伊姆舍尔(Christian Irmscher)研发出了在紫外线视觉下呈现不透明网状图案的特制玻璃(右)。在鸟类眼中,这是一片带有不透明网状图样的玻璃;而在人类眼中,那仍然是一片透明无瑕的玻璃。(资料来源:果壳;ORNILUX Bird Protection Glass)

  自然保护相关的规划与政策,要符合自然规律。一方面要保护物种,另一方面也不能为“保护”而全部移除人类痕迹,要在动态中找平衡,选择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共生方式。“筑水坝被证明对自然具有破坏性,但自然界也有筑坝的。河狸筑的坝,可能比世界上最小的人类水坝还大,有好几公里的。为什么自然允许?因为它的筑坝行为是一种平衡,许多鱼类在河狸筑的坝中产卵,周围的树木靠河狸筑坝砍树实现更替,有效调节了周边的自然。”

  王斌总结,自然界中,没有一个物种会真正利他,但自然界的伦理就是“利己就要利他”。符合这一最基本的法则,物种才能继续存在。对人类也是同理的。“人类的执行方式往往以最简单为主,其实自然界的生物也是找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它们是用‘自然的方式’去解决自然的问题。”人类也应学会如此。

  这正是自然观察的意义所在。观察永远能推动人类获得更好的认知,学会更多的道理,进而指导生活实践。这大概也是往圣先贤乐于仰天俯地的缘由。

  “其实,自然认知的很多观察行为,不是科学家们完成的,而是老百姓发现的。”公众发现了许多自然现象,研究者再给予规律性的总结阐释。关键是,要让公众认识到自然观察的价值,意识到平时看到的身边的自然现象,有着更深层的研究意义。

  (作者天心系媒体人,独立研究者,研究方向为规划与生态修复。感谢王婷为内容提供修改意见。王婷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从事湿地景观与环境人类学研究。)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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