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学

　　武汉黄鹤楼内楹联：“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净古今愁。”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因文学的传播而闻名遐迩。从上至下：岳阳楼、黄鹤楼、鹳雀楼、滕王阁。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学有着奇妙的关联。建筑中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寥寥数语便能突破建筑表现的局限，达到意与境的统一，并与建筑相得益彰，形成别具一格的传统文化景观。这种关系，为审视和理解中国文化和审美观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值得当代文学家与设计师共同思考。

　　建筑重物质，文学重精神，分处艺术的两极。两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有着奇妙的关联。对比中西方传统建筑，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在建筑上的叠加，在中西方建筑体系中是不均衡的。

　　西方建筑中大量引入雕塑和绘画，只有少数纪念性建筑中刻有一些文字，内容又常常是记叙性的，作为对雕塑、绘画的补充。而中国传统建筑在上千年的建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叠加经验，创造了楹联、匾额、招幌、牌坊、碑碣、摩崖、刻石，以及各种嵌板刻字、纹样纹饰等品类齐全、形式多样的叠加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不仅强化了建筑意境，而且增加了建筑的生命力。这些建筑中的文学基因，无论从数量、质量上，还是广度、深度上，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建筑体系。

　　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形成，绝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公开赞叹：“汉字是我所见过，全世界最美的文字之一。”中国传统建筑中文学语言的大量叠加，与汉字独特的个性密不可分。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性文字，具有长于表意、文法自由、书写灵活、高度艺术化的特点，恰好可以弥补建筑作为一种具象艺术，难以表述语义的欠缺，两者联袂呈现，创造了意蕴无穷的想象空间。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的加持，更是为文学融入建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形条件。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各有风韵，篆书敦圆苍茫、隶书工整精巧、草书潇洒奔逸、行书流动自如、楷书清丽娟秀，可根据建筑需要，因时因地灵活融入。汉字这种独特的意象美和形式美，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条件。

　　中国传统社会崇文重教。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把创作激情投向自然、历史、人文，当然也包括建筑。他们登高望远，往往“游目骋怀、胸罗万物”，引发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这些文人骚客、士族阶层，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甚至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建筑营造，建立了文学与建筑的耦合性，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主体条件。

　　王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书法造诣固然无与伦比，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体现出的造园思想，丝毫不亚于书法。“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于是，曲水流觞成为中国山水园林的营造范式，流传至今并传播出海。

　　相比于其他建筑，“士”介入程度最深，取得成就最大的传统建筑，是园林建筑，就连“园林”一词，也源自诗作。早在西晋张翰的《杂诗》中，就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一说，从此以后，囿、苑、圃等建筑称谓逐渐被“园林”一词替代，并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国式山水建筑的通用叫法。英国园艺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曾著书《中国：世界园林之母》，记录了他在中国考察的见闻，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得到世界园艺界的广泛认同。

　　园林建筑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营造的，从一开始，就自带诗情画意的文学基因。白居易建造了履道里宅园，和它相距不远的，是唐朝名相裴度的集贤里庄园，两人为同道中人，因而“履道集贤来往频”，“百余步地更相亲”。王维建造的辋川别业，可以说是唐代最出名的“民宿”，这是一个集住宿、餐饮、采摘、垂钓、游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庄园。王维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辋川集》，介绍自己的别墅之景。王维同母亲在辋川别业生活了14年，且俱终葬于这绿水青山环绕的风水宝地。唐中期名臣李德裕设计的平泉山居，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一生遗留的数百首诗中，有八十几首提到平泉山居，足见该园在他心中的位置。后来，有些文人干脆“跨界下海”，成为职业的造园师，如明代杭州的陆叠山，上海县的张南阳、松江的张南垣，以及著名的造园家计成、李渔等。其中上海豫园出自张南阳之手。张南垣生养四子，都能传父术，其中张然最为知名，曾被聘为清朝皇家总园林师。

　　不同于西方建筑的单体性特点，中国传统建筑自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体建筑为目标，而是将亭台楼阁、馆轩斋室等多样化的建筑单体，相互连接配合，形成具有强烈时间感和序列性的建筑群体，宛如一幅在大地上徐徐展开的画卷，其中的空间起承转合、动线曲折迂回，人在其中行走，达到峰回路转、移步异景的体验。这种时间感和序列感，使文学语言在建筑上可以得到主次分明、清晰流畅的表达，为文学融入建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载体。

　　建筑是文人墨客抒发情致的重要载体，纵观中国历史，不乏描写建筑的名篇，它们赋予建筑意蕴风采，使之名扬四海。建筑经文学浸润后产生的传播效应，甚至超过了建筑艺术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中国古代“四大名楼”——鹳雀楼、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最能说明这种关系。

　　公元653年，位于江西洪州（今南昌）的滕王阁竣工，起初并没有多大名气。直到公元675年，洪州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少年才子王勃应邀赴宴，他当场写下《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震惊四座。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渔舟唱晚”“雁阵惊寒”“关山难越”“萍水相逢”等名句，很快传扬八方，滕王阁之名连同其区位、形制、建筑形态，也随之传遍四海。可以说，是这篇著名骈文，成就了滕王阁的声名。甚至在它问世后的1000多年间，经历了屡毁屡建，直至1989年第29次重修，重建者仍然以《滕王阁序》为参照进行选址、建筑造型、内部布局和细部装饰，足见在世人心目中，这篇名作已经成为滕王阁的灵魂，任时光流转，亘古不变。

　　与滕王阁一样，四大名楼中的其他三座，也因文学而闻名遐迩。“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的《黄鹤楼》是一篇传诵千古的诗歌，得益于名作的传播效应，黄鹤楼早已成为两江历史重镇武汉的地标建筑和城市符号，游人必去的打卡之地。朗朗上口的《登鹳雀楼》，老少皆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作散发出强烈生命力，已然成为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名句，至今仍然脍炙人口。而岳阳楼的生命，早已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深度捆绑在一起。北宋名臣范仲淹，借岳阳楼抒发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怀，在人们传颂他的千古名句，感叹他那博大、旷达、高逸的胸襟的同时，也激发了对岳阳楼这座建筑由衷的向往，使之终成一代名楼。

　　绍兴兰亭，本为一座寂寂无名之亭，东晋王羲之等人在此举行祓禊活动，曲水流觞，饮酒作诗，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使得兰亭名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情景融合，美得像一幅山水画。这首诗使苏州寒山寺成为苏州十景之一，每到新年，都有大量中外游客到寒山寺敲钟，怀古祈福。

　　中国传统建筑讲究立意在先，立意的好坏，对建筑的成败至关重要。苏轼曾说“意到笔随”，诗圣杜甫也称“意匠惨淡经营中”，可见“意”的作用之大。立意是指建筑艺术意境的创造，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而文学是这种艺术意境的灵感重要源泉之一。

　　几个字、一段话乃至一部作品，都可成为建筑的立意。临水庭园多取意《桃花源记》的情思，曲水茅亭取意“兰亭流觞”的佳话，高台楼阁则取意仙山琼阁的意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绘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园中建筑与居住其中的主人性格、情趣相互契合。潇湘馆，作为黛玉的居所，其建筑环境与黛玉的孤傲任性、率真聪慧、多愁善感十分贴合，而怡红院则是至情至性的富贵闲人宝二爷的住所，院外粉墙环护、绿柳周垂，院内“西府女儿棠”争艳，真正做到了“建筑因人而设，人因建筑而立”。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作者对其中建筑描述之细致、刻画之深入，却在人们心中立起了一座真实的大观园，魂牵梦绕、挥之不去。于是，建筑学家根据书中描述，绘制成图，在北京、上海两地各建造了一座大观园，游人纷至沓来，为两地平添一道风景。

　　文学与传统建筑的叠加，形式灵活多样，内涵丰富多变，其中尤以楹联和匾额最有特色。

　　“楹”指古建筑明间前部门前的两根柱子，“联”指联句或联语，是由两个工整的对偶句构成的独立语句，其本质特征是对仗。楹联，是悬挂在传统建筑楹上的联句，集文学、书法、篆刻艺术于一身。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人物之口说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指出楹联是山水景致的生色之笔。清末楹联家吴恭享曾道：“山川祠宇，非借文人之题咏，即名胜亦黯然寡色。”将楹联的作用提到相当的高度。在浩如烟海的楹联作品中，有许多文辞优美、意境深邃的佳作，可与诗词曲赋等经典作品媲美。

　　中国园林建筑是在文人的直接参与下营造的，一开始便带有诗情画意的色彩，好的楹联，可以起到点题立意、情景交融的作用，成为“景眼”。

　　北宋文学名家苏轼长于诗词，又善于撰写楹联，尤其是他为名山大川所题的楹联最为有名，如：

　　传统建筑借助楹联，用直观生动的实景，暗喻间接的虚境，可拓展景物的想象空间。扬州史公祠种植了大量的梅花，其中有一副楹联：

　　上联中的“梅花”，既借代梅花岭，又比拟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犹如梅花般高洁，同时象征着明亡时史可法的“泣血”泪，具有三层寓意。下联“二分明月”出自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此处既指代扬州人，又比拟史可法可鉴日月的耿耿忠心，寓意深刻，唤起观者对史公的敬仰和追思。

　　黄鹤楼前厅正门柱上的楹联，是清朝名臣张之洞所题，此联气势磅礴，雄浑豪迈，将该楼从汉晋到唐宋间的兴废历史和凭吊留墨都纳入句中。游人到此，驻足诵联，心旷神怡之感油然而生，达到了“景以典故生色，典故因景长存”的互洽效果：

　　明代是楹联普及的重要时期。明朝的几代皇帝、官僚以及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大都是楹联家，如朱元璋、朱棣、徐达、解缙、于谦、沈周、祝允明、唐寅、汤显祖、董其昌、史可法等，其中开国皇帝朱元璋更被称为“楹联天子”。他为了歌颂太平盛世，奖励功臣，稳定人心，大力提倡楹联，将楹联由宫廷豪门普及到寻常百姓家。明代书写楹联蔚然成风，渗透到名山胜地、园林古迹、书院学堂、衙署会馆、厅堂居室等各处。每逢春节，家家户户还会贴上大红纸楹联，成为我国的传统习俗，传承至今。

　　清代的楹联则突破了以五言、七言为主的格律诗的框架，吸收散文的特征，字句渐多的长联创作愈发炉火纯青。长联博采诗词曲赋之长，灵活性更胜一筹，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重要形式。清代联家辈出，他们中有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大多诗书皆精，集多艺于一身。如康熙、乾隆、李渔、王夫之、蒲松龄、郑板桥、孙髯、曹雪芹、袁枚、梁章钜、吴昌硕、康有为、谭嗣同等。“长联泰斗”孙髯所作的云南昆明大观楼联充分展示长联魅力，全联共180字。

　　上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联写景为主，景中有议。下联咏史，咏中有景。整副联大气磅礴，意脉贯通，写成后，一时惊动儒林，是我国楹联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

　　格言联作为一种专门的楹联，既可以悬挂于建筑之上，也可以作为托物言志之物，它常寥寥数字，却字字珠玑、言入肺腑，如：

　　还有一种实用联，叫行业联，对各行各业的业务和经营宗旨加以说明，好的行业联构思巧妙、生动有致。如古董店“古色古香为今用；瓷旧器旧可新翻”；蚕丝坊“巴丝蜀锦传蚕丝古风；川蚕阆纩承高辛遗韵”；药铺“只望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竹器店“虚心成大器；劲节见奇才”等。

　　匾额，是悬挂在传统建筑门屏上，反映建筑物名称、表达义理情感之类的牌匾，集字、印、雕、色为一体，被誉为古建筑之目。中国传统建筑强烈的象征性，是世界建筑体系中少有的，而匾额恰是诠释这种象征性的神来之笔。

　　故宫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空间构图意为突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并以匾额题名加以强化。“太和”“中和”“保和”出自《礼记·中庸》和《易·乾卦》，意指宇宙万物和谐，各得其利，如此命名，是为了表达皇权至上、长治久安的象征意义。而后三宫中帝后居住的“乾清官”“坤宁宫”匾额，出自《易·序卦》：“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乾清”和“坤宁”象征着天地、阴阳、父母，包含着天清地宁、统治永久的用意。

　　传统私家园林的题名匾额常寄寓着文人归隐、淡泊名利的追求。苏州拙政园的命名出自西晋潘岳的《闲居赋》：“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拙政”象征园主远离政治的归隐意向。园内有一座精巧雅致的扇面亭，是清末苏州吴县富商张履谦为纪念祖先制扇起家史而建，取名为“与谁同坐轩”，暗喻“明月、清风与我”三人同坐。其名取自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题名巧妙地用反问句式，传达苏轼流连山水，只与明月清风为伍的孤高气质，拨动着游客的心弦。苏州沧浪亭之名取自《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寓意隐逸遁世，出淤泥而不染。苏州留园的“曲溪楼”“活泼泼地”“涵碧山房”等题名，分别从形、态、色等角度命名，拓展了游人的观赏维度和想象空间，将有限的建筑空间，赋予无限的象征意义。

　　文学在传统建筑中的叠加，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而且深刻影响了一衣带水、比邻而居的日本和韩国，这种影响，在唐代达到了高峰。

　　“盛世大唐”以雄厚的国力和开放的外交姿态，吸引各国前来交流。日本和韩国派遣了大量遣唐使，全面学习效仿盛唐文化，建筑因其显性特征，在众多文化传播中格外突出。遣唐使带回了中国精湛的建筑技术，吸收了丰富的建筑文化，加上唐朝派去的工匠作“外脑”支援，促使两国产生了大量高水准的建筑作品。

　　日本唐招提寺的主体建筑金堂，可谓是唐朝建筑的忠实复制版，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十分相似。梁思成曾说过，“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这座位于奈良市西京五条街的寺庙，由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时主持兴建，出自唐人之手，基本还原了唐代建筑风貌，其上的题字，据说是孝谦天皇模仿王羲之的书法，书写而成。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奈良法隆寺，是推古天皇根据先帝用明天皇的遗命，与圣德太子一起修建的，另有相传是百济工匠把来自中国的佛塔和木结构传到日本，修建而成，建造风格反映了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特点。韩国首尔的崇礼门，又称南大门，被誉为韩国的“一号国宝”，反映了晚唐时期的建筑艺术特点。中国书院建筑的东传，则激发了古代韩国书院萌生，韩国的第一座书院——白云洞书院，从选址到建筑环境都参照了中国白鹿洞书院，甚至连书院名称都很相像。如果说成均馆和乡校是古代韩国培养官僚之处，那么书院则是培养儒者之处，韩国的书院往往位于环境优美的青山绿水之间，这与孔子“乐山乐水”的理念一脉相承。

　　被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目的匾额，在日本、韩国的传统建筑上，比比皆是，而且重要建筑上的匾额依然使用汉字书写。

　　日本建筑上的匾额，多出现在城门、宫廷、寺庙等建筑上。最出名的是京都平安神宫的应天门匾额，位于第二层楼门上的“应天门”三个字苍劲有力，传闻当年弘法大师奉嵯峨天皇之命在应天门题字，下了楼门才发现“应”字少写了一点，于是慌忙掷笔抛向匾额补上，成为“弘法大师也有笔误之时”的典故，表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意。日本圣武天皇曾效仿唐女皇武则天赐额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圣举，将大华严寺的匾额挂在东大寺的南大门上。1336年，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当时的首都——京都，城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者重修国门，欲效仿明朝在国门上悬挂国名匾额以显庄重，但他们寻遍日本，也没有找到胜任的书法大家。后找到当时名满天下的姜立纲，他欣然应允，为京都题写了国名。此作使姜立纲在日本被誉为“一代书宗”，当时的执政者称赞这幅匾额为“此乃中国惠我之至宝也”，成就了一段中日邦交史上的佳话。

　　韩国首尔很多古建筑悬挂有汉字匾额，以显示古老尊贵。前文提到的崇礼门，它的匾额上昭然竖写着“崇礼门”三个繁体汉字。始建于1395年朝鲜李氏王朝太祖时期的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是韩国的国门，取意“光照四方，教化四方”。它历经三毁四建、多次变更迁建。2006年韩国启动了光化门重建工程，经过数年调查论证和艰难的辩论，最终以“尊重文物原型”为原则，恢复历史上的汉字匾额，并用数字技术还原了1865年景福宫重建时的汉字字体，留下了汉文化影响的痕迹。